雷鸣：乡村振兴视域下文学新人形象建构的经验与问题
雷鸣，男，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乡村振兴与文学新人之新所谓“新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因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而走在特定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他们的思想品质、行为方式、身体形貌能够代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社会制度和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对“新人”有着不同的称谓，展现出特定的时代意蕴与意识形态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这里对“时代新人”作出了“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总括式的界定，明确提出了“培养时代新人”的重大课题。不同时期的文学叙事积极回应着时代的主题，塑造了许多具有特定时代意蕴的文学新人形象。这些新人形象往往具有新思想、新品质，是作品所表现的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就当代中国乡村变革实践而言，“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即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具体言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主要是实施土地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打破乡村以往的土地占有格局，农民尽管依赖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未改变，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显然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结束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就是把个体农业生产改造为走合作化道路的集体农业，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由个体农户经营转变为集体经营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初，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进，经营体制改革拓展到乡村社会生活领域，乡村社会生活的政治色彩逐渐褪去，乡镇企业异军突起；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使乡村社会进入快速转型期，乡村进入大流动的时代，农民与政府、农民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乡村主要的生产关系，农民的生活空间不再局限于乡村。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变革，当代文学特别是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引领乡村变革的文学新人形象。如土改新人郭全海（周立波《暴风骤雨》）、张裕民（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农业合作化新人梁生宝（柳青《创业史》）、刘雨生（周立波《山乡巨变》）、萧长春（浩然《艳阳天》），农村改革新人孙少安（路遥《平凡的世界》）、金狗（贾平凹《浮躁》），市场化时代的乡村能人岳鹏程（刘玉民《骚动之秋》）、曹双羊（关仁山《麦河》）等。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保定阜平乡村考察时，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的动员令。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做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脱贫攻坚战拉开帷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设定为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这是中国乡村发生的又一次历史性巨变。对此，不少作品继承《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等书写社会主义乡村实践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时代同构，回应新时代乡村变革的伟大实践，讲述着感人至深的新“山乡巨变”故事，塑造了一大批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形象，如乔叶《宝水》中的孟胡子、关仁山《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赵德发《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熊育群《金墟》中的司徒誉、贾兴安《风中的旗帜》中的王金亮、滕贞甫《战国红》中的杏儿、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中的麻青蒿、陈毅达《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等等。与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往的农村新人形象相比，这些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形象既体现了传统的继承性，又呈现出时代特有的新颖性。一是身份更加多元化。以往文学史上的农村新人，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乡村的在地农民，如梁生宝、刘雨生、孙少安等。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身份更加复杂，他们之中有在城市经年而返乡创业的新农民，有始终坚守乡村的精英式农民，有外来的“大学生村官”，有派驻村庄的扶贫干部等。二是文化程度较高。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一般是知识型的新人，知晓市场规则、互联网知识、法律知识，有生态意识。他们的心智、精神向度以及对城市文明认知与接触的深广度，亦与历次乡村变革中文学所塑造的新人形象不同。三是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合作化新人的集体主义品质，褪去了完美的理想英雄主义色彩，融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新人的人性光辉与开拓精神。四是展现出新时代乡村建设特有的乡愁情结，更有新时代的家国情怀与政治理念。这一点尤其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新人形象，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等人对乡村那种决然告别与脱离的姿态。米兰·昆德拉曾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存在的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那么，在塑造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形象时，作家们有没有他人无法重复的独创性？有没有异常独特的审美发现？能否把时代主题话语与独具匠心的审美追求贴切融合？有没有值得总结的经验与值得反思的问题？对此，本文不揣浅陋提出一些看法。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虽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国家在新时代推动乡村发展在不同阶段实施的战略步骤，但两者根本目的完全一致，皆可归于广义的乡村振兴范畴，就文学书写而言，更不必细分。因此，本文亦将书写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作品归于乡村振兴类的文学书写之中。二、为乡村振兴赋形的方法：新人形象塑造的经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人。近年乡村振兴类文学作品塑造的文学新人，与以往文学史中的新人形象不同，其成长的文化语境、身份来源、文化程度、对于城乡关系的认知模式等，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如何在新时代语境下塑造文学新人形象，不同作家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探索与艺术追求。但从总体上看，作家在塑造新时代文学新人形象时，显现出一些值得总结与倡扬的经验与方法。一是在历史纵深视野中讲述新人故事。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讨论戏剧《济金根》时指出，好的作品要“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也就是说，作品的思想深度必须与自觉的历史内容相结合。近年来，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文学新人形象的塑造，虽然具有鲜明的当下性，但作家们并没有拘泥于描绘新人在一时、一地乡村振兴中的担当过程与努力面向，而是注重现实与历史的贯通，于悠远的纵深时空中勾勒新人的成长性，在历史与当下的乡村变革交错对比中，凸显新人的时代内涵。乔叶在《宝水》中借九奶之口，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宝水进行乡村治理实践的历史，从当年革命根据地时期，八路军在此提倡新法接生、组织大生产运动、宣传妇女解放等推动乡村发展的基层实践，到当下的乡建专家孟胡子按照乡村生产生活的逻辑，为宝水的发展殚精竭虑，与地方群众打成一片，不断引导村民对城市游客与市场化有正确认识。孟胡子的行为与八路军当年在宝水的移风易俗相比，虽然内容不同，但二者让农民过上好日子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孟胡子作为宝水“美丽乡村”项目的总体规划者与指导实施者，其乡村治理实践与历史上的乡村变革运动相比，体现出更鲜明的时代内涵，凸显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新人的创新意识。《经山海》更是把吴小蒿的成长轨迹置于深广的历史视域中。一方面，小说有意设置了吴小蒿的大学所学专业是历史学，让主人公始终怀有高度自觉的历史意识与情怀。同时，小说还安排了“历史上的今天”这个表意结构，把吴小蒿个人的小历史与时代的大历史建立有效的逻辑链接，使其个人的成长始终牵系着大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小说多次提及吴小蒿成长的精神资源都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激励。比如大学时的方老师讲到百年前的中国，风雨如晦，民不聊生，一批有识之士、有志之人都在努力探索中国的出路，许多人因此献出宝贵的生命，每念及此，吴小蒿都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也是为了突出新人成长的历史时空感。《金墟》则是围绕赤坎古镇的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来塑造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新人司徒誉，作品把近代中国社会的激烈变迁浓缩于对古镇历史的叙述中。小说以司徒文倡和司徒誉两代人的命运对比，串接起1926年和新时代的两次赤坎古镇建设，与父辈第一次建设时的艰难形成鲜明的对比，子辈在新时代将赤坎古镇建设成为富有侨乡特色的智慧小镇、绿色小镇和人文小镇，司徒誉也由此建立起不凡的业绩。藤贞甫在《战国红》中也以回溯历史的方式，展现了辽西柳城村贫瘠、落后状态之触目惊心。早在清朝时，这个古老村庄就因乱砍滥伐导致生态恶化，严重缺水。这样一种历史视野，能够让读者深刻意识到乡村振兴的难点和重要意义之所在，亦凸显出新人杏儿在重振乡村艰难过程中的历练与成长。同时，在书写重振乡村的过程中，小说又不断闪回老一辈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场景，使新时代的乡村变革和革命年代的故事有机连通，彼此映衬。李天岑的《三山凹》则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写起，收笔于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时间纵贯四十余年，这一历史跨度几乎等同于中国乡村改革史。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纵深视野，作家对于乡村振兴的书写，便具有了广阔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背景，更能凸显乡村振兴的复杂性与重要意义。作家所塑造的新人形象在与历史建立的连带感之中，呈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精神风貌。二是在“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讲述新人成长。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认为“地方性知识”是指知识总是在特定情境中生成并得以辩护。对此，盛晓明阐释道：“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不难看出，“地方性知识”有着特定的地域性以及所形成的特定情境与历史条件。虽然表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当下的时代主题，但不少作品处理这类题材时，没有仅止于聚焦这场社会运动本身，而是试图全景式展现当下乡村生活经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注重展现丰富多维的乡村“地方性知识”，让新人的行为举止、成长逻辑，与当地的世俗民情贴合或碰撞，从中彰显新人的改造与重建乡村传统社会的智慧与能力。《金谷银山》在叙述范少山改变白羊峪的过程中，细腻地呈现了白羊峪特有的乡村生活质地与内容。比如，小说述及白羊峪位于燕山深处，没有小麦，不种水稻，只出产苹果、山楂之类；也写到了村民过去打猎，有“领牲”的习俗。正是通过对白羊峪之“地方性知识”的叙述，不但写出了白羊峪改变的必要性，亦传递出范少山之所以返回家乡白羊峪，带领乡亲们创业的行为机制。《风中的旗帜》鲜活生动地展现了皇迷乡这个“地方世界”的生活，比如婚礼习俗、丧葬礼仪、生产习惯，而新人王金亮所面临的艰难与“担当”，正是与这些“地方性知识”息息相关。身为乡党委书记，面对娶媳妇索要彩礼的地方陋习，他虽然痛心疾首但苦无良策；当看到由于得罪人过多而死后没人处理后事的情况，他气得破口大骂村干部。《经山海》亦密集书写诸多“地方性知识”，如当地“女人不能上渔船”“自家磨道里埋儿女胎盘”的旧俗，锣鼓乐、海上高跷、祭海仪式等文化传统。这些“地方性知识”有的成为吴小蒿不断积累基层经验，在现实历练中经受摔打的映照；有的投射着吴小蒿个体内心情感与家国伦理、职责使命产生冲突时的纠结；有的则转化为吴小蒿发展乡村经济时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十七年”时期合作化小说中塑造新人形象时也有零星的“地方性知识”叙述，但多把“地方性知识”叙述为时代落伍的象征物，侧重描写革命话语对“地方性知识”的借用与改造。典型的表现是，这类小说通常描述乡村的祠堂、庙宇被征用为新政权办公的场所，或成为举行集体活动的公共空间。与此不同，乡村振兴题材的文本中丰富多彩的“地方性知识”，不但使新人的成长叙事有了更好的介质，而且使新人形象的精神结构熔铸了多样的民族文化因子；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言说新时代中国乡村变革的伟大实践，增添了丰盈的审美情趣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三是在多重生活面相中表现新人的生命状态。就当代文学史上的新人形象塑造而言，虽然创造了一些有艺术魅力又与时代共鸣的典型，但平心而论，有相当数量的新人形象存在着简单化、概念化、类型化的弊端。陆贵山曾指出以往塑造新人形象时的两种片面性：“要么离开反映社会矛盾塑造新人形象，使其失去生活根据，成为没有生命的稻草人或威严、虚妄的神灵，流于空洞的歌颂；要么脱离塑造新人形象反映社会矛盾，又可能形成单纯的暴露，甚至失之灰暗和阴冷，陷于悲观和绝望。”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文学作品塑造的乡村振兴新人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乡村振兴是牵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系统性大工程，这些作品在塑造新人形象时，没有仅仅单纯描写他们殚精竭虑的工作图景，而是多向度地展现他们大量的日常经验、爱情生活、人际关系、个体感受、家庭内部细节等，使新人形象更加立体、生动与鲜活。《经山海》塑造吴小蒿这个形象就是通过绵密的生活之网展开的，除了工作上的林林总总，还有她与闺中挚友的交往、大学时期的恋爱生活、与同僚之间的情感微澜、对家暴丈夫的怨怒、对女儿的深念、对老母亲的牵挂……这个历时与共时、城市与乡村、男女爱恨、亲人牵念等交织的生活网络，完全不同于过去新人形象的单向度生活。《金山银谷》对范少山如何带领白羊峪乡亲们走上绿色发展的创业之路叙述得跌宕起伏，也把范少山的个人情感史、婚姻生活写得曲折有致。《战国红》除了写新人杏儿如何在驻村干部的培养下成长为一名开拓进取的乡村女干部之外，亦描述了杏儿的文学爱好、家庭生活境况，将其爱情生活写得细腻多姿。《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是一位文学博士，从书斋里成长为乡村振兴新人，作品细腻地描写了他的个人心态的变化轨迹。这样，围绕新人形象织就多向度的生活之网，一方面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时代强烈而带有全域性的脉动，另一方面也让新人的理想信仰与精神气质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四是在乡村振兴的复杂性中形塑新人的多元性格。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将小说分为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亦称为类型人物，是环绕着一个单一的概念或品质塑造起来的。新人因为需要凝聚时代精神指向，很容易成为强化某种主旨与精神的类型人物。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文学新人形象怎样在呈现时代精神特质的同时兼具艺术魅力呢？那就是让新人的理想精神与性格的丰富性遇合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塑造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形象时，固然将理想主义情结作为其精神底色，但并没有把他们单向化、类型化，而是让他们成为“完满的有生气的人”。新时代文学新人之新，有着丰富、立体的性格内涵。如孟胡子悉心改变农民的固有认识，把村民当作村庄的主体，促进乡村建设，但同时，他又严厉批判在新农村建设中，把乡村完全按城市模板建设的行为。这是一个将建设与批判、改变与坚守融于一体的形象，乡村振兴的艰难性与复杂性在他身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吴小蒿并不是一个乡村振兴的地道“圣母”，她有面对家暴时的软弱性格与工作时的坚韧意志，有人情与党性、亲情与责任的纠结。刘书雷作为名校毕业的文学博士，有过下乡时的犹豫，也有后来的乡村坚守；有同组织的讨价还价，也有觉悟后无条件的奉献；有在工作时缩手缩脚、手足无措，也有成熟后的理性睿智。麻青蒿亦如此，在对乡村治理全身心投入的同时，又难免存在个人私心与大男子主义思想。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塑造文学新人形象时，存在着两种不正常的现象。一是新人形象的即时化。一些作品在塑造文学新人时，一味满足于与彼时社会运动的同频共振，缺乏在纵深的历史时段和广阔的社会视野中展现新人所具备的持续性的富有深度、广度的时代意蕴。二是新人形象的非“人间化”。一些作品生硬地拔高新人，滤除其理应具有的人间烟火气与生活基因，使新人沦为“高大全”的时代传声筒。庆幸的是，正如前述，近年来的小说在形塑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时，注重历史纵深视野、地方性知识建构、描写新人多维度的生活面相与多元化性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上述问题。三、刻绘新山乡巨变时的艺术缺憾：新人形象塑造中的问题虽然在塑造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形象时，许多作品规避了以往文学史上建构新人形象时的不良倾向，但也显现出一些文学上的缺憾，比如叙述新人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机、路径、情节存在随机化、传奇化、程式化等问题。这体现出有些作家对当下乡村已然发生的多重深度裂变认识不够深刻全面，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有些隔膜。一是设置新人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动力与行为逻辑带有随机性与偶然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是由国家力量主导的，从顶层设计、蓝图擘画、合力攻坚都体现出宏大的政治组织动员色彩。新人则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具体引领者与执行者，其参与动力和行为逻辑，乃是一种崇高政治使命与深厚家国情怀的应然。但在一些作者笔下，叙述新人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事业，多源于个别随机性或偶然性的事件，甚至情感游戏。例如，余述平的长篇小说《电影小镇》讲述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女性安来到偏远乡村，建设电影小镇，带领电影小镇的家家户户投入乡村振兴的故事。安之所以来此全力建设电影小镇，只是源于一个赌约。音乐学院毕业的安，在乡村企业家王首富那里做秘书，王首富一直觊觎着安，为了得到安，他设计订立了一个让安心动的合约：派她去他的家乡建设一个电影小镇，五年后，如果电影小镇盈利，王首富会把电影小镇赠给安；如果电影小镇亏损，安就和王首富在一起生活，真正做他的女人。音乐学院毕业后的安，工作一直不如意，也没有好的去处，她不得不选择了接受合约的挑战。安参与乡村振兴的动机，被演绎成了一个与富豪赌约的情感故事。《暖夏》中的张少山，只因在镇政府开脱贫动员会时与另一个村的金永年拌了几句嘴，不堪忍受对方的奚落，发誓要两年之内改变村庄的贫困面貌。这里，小说叙述张少山改变乡村面貌的动力，只是源于他与同僚的赌气。《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原本在北京做卖菜生意，且小有成就，只因为回老家白羊峪过年时，遇见村里贫困户老德安自杀的情况，他便没有纠结、没有内心的分裂，抛下正热恋的未婚妻，回到燕山深处那个穷山村，带领乡亲们走上绿色发展、生态致富的道路。范少山的行为演变显得十分突兀，缺乏内在情感逻辑的支撑。《莫道君行早》中的麻青蒿作为乡村教师对编制不感兴趣，却对乡村治理情有独钟，于是决定竞选村主任，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事业中。这里对麻青蒿的情感变化与行为转换，也缺乏合乎情理的细节化演绎。总之，作品中将新人投身于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设置得如此随机与偶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新人的艺术真实程度，同时也表明作家没有深刻认识现实中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没有深刻体察到实现乡村振兴的艰难与复杂。二是叙述新人引领乡村发展、振兴路径的雷同化与传奇化。费孝通曾指出：“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在费孝通看来，乡村发展模式并没有普遍的规律，而是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与地方性，因为不同的村庄有着不同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以及历史传统。但作家们想象新人实施乡村振兴的路径，却颇为雷同化，往往把发展乡村旅游当作乡村振兴的“不二法门”，似乎乡村要脱贫与振兴，乡村旅游是一把“万能金钥匙”。《金谷银山》中范少山偶然发现了溶洞，于是带领乡亲们发展乡村旅游；《风中的旗帜》中开发的旅游资源也是溶洞；《宝水》中的宝水村也是开办民宿，发展旅游；《莫道君行早》的核心情节就是将千年村打造成旅游示范村，带动周边村的发展。《经山海》虽然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挖掘出打击乐《斤求两》鼓谱，开发海上高跷，对“香山遗美”“霸王鞭”“挂心橛”等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倡议建设海洋博物馆，但最终也未摆脱发展乡村旅游这一轨辙。温燕霞的《琵琶围》也是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虽然“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可行路径，乡村旅游肩负着实现‘三农’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应在农业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不考虑村庄的资源禀赋、地理位置，无差别地都想象以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说明作家对乡村振兴的地域差异性与情境的复杂性缺乏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作家创作思路的同质化。在现实生活中，千村一面的乡村旅游模式，已经造成了旅游单一化、同质化的现象。另外，一些作品对“乡村振兴”路径的想象存在着过于传奇化现象。如范少山为挖掘老祖宗留下的谷种，与国外的种子对抗，终于在太行山深处老姑爷的坟墓里找到了金谷种子，开启绿色生态农业之路，且种植金谷子的想法，竟然源于自己一个梦的点醒。在为种植金谷子寻找水源打井时，偶然又发现了溶洞。当吴小蒿想发展深海养殖三文鱼，心心念念要把深海养殖装置“深海一号”引进到楷坡时，发现“深海一号”的制造商竟然是自己大学时代热恋的男友。毫无疑问，新人引领乡村发展之振兴路径的雷同化与传奇化，造成文本的不少情节出现同质化现象，使文学作品缺乏本应有的陌生化效应。三是讲述新人推动乡村建设的情节存在着普泛、类似的程式化。小说虽然书写各具地方性的乡村建设，但在讲述乡村建设的故事时，建构的情节模式却大同小异，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熟悉感。以新人形象谱系中的乡镇基层干部为例，其情节链条通常是：开篇一般设置突发事件（多为群众闹事，或发生灾害事故），这是对新人的能力测试或者是新人成长的“催化剂”→首关过后，新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继续攻坚克难，难关不外乎土地流转、征地拆迁、村容整治、乡村建设收益分配等→难关一一突破，乡村建设取得成效→新人遭遇冤屈，停职调查→纪委调查组来村调查，还新人清白，或等待结论。《风中的旗帜》小说开头便写王金亮直面群众闹事、围攻乡政府的考验；接着处理各种难题，如村霸和恶势力欺凌乡亲、土地流转建设“乡村田园综合体”；最后在皇迷乡即将全面脱贫、步入小康社会之际，王金亮被举报，联合调查组进驻，调查之后得出结论，还王金亮以清白。《经山海》中的吴小蒿、《金墟》中的司徒誉、《三山凹》中的张宝山等经历的情节莫不如此。新人推动乡村建设情节普泛的程式化，让人感觉作家陷入了套路化写作之中，缺乏对当下乡村人文生态、精神生态、物质生态的深入感知。除情节设置趋同外，作品讲述新人的情感生活时亦存在着程式化现象。新人参与乡村振兴的阻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家庭，他们的婚恋生活几乎一团糟，或受到家暴，或遭遇背叛，或发生婚变。吴小蒿经常遭受丈夫的毒打，范少山遭遇前妻迟春英的出轨，麻青蒿与丁香离婚。个人情感的挫败，似乎成为乡村振兴新人成长不可或缺的阶梯。卡尔维诺曾不无感慨地说：“今天，我们受大量形象的疲劳轰炸，我们已经不再能够把我们的直接经验和哪怕在几秒钟之内看到的电视内容区别开来，记忆中被塞满了乱七八糟、鸡零狗碎的形象片段，像一大堆垃圾一样，在如此众多形体中间越来越不可能有哪一个实体能够实现出来。”艺术最忌讳相似，在乡村振兴新人形象塑造上，不少作品出现情节局促、凝固、趋同化现象，缺乏独特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四是宣传规约下的直白议论式的语言堆砌。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作家急于为新时代乡村变革的伟大实践做注脚，在文学语言运用上，直白议论式的语言过多，带有浓烈的宣传色彩。宣传是一个劝服、引导理解与认知的过程，也是编码系统运作的过程：宣传者将编码后的宣传信息通过一定媒介传递到受众，受众经过解码接受信息。宣传者必须首先考虑排除认知障碍，受众才能有效率地解码，文本负载的意识形态才能被接受并发挥作用。为使受众（读者）顺利解码，有效地传达新人承载的新时代意蕴，不少作者急迫地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身份或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进行直白式的议论，以明白、确定的方式编码。如《金谷银山》中，叙述人以议论式的语言，指出范少山之“新”质体现在何处：“他是农民，但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奔走于城乡之间，不扛锄头，只用手机。他在茶室里谈生意，比去田间地头多。除了白羊峪，他还拥抱了在山外的平原大地，带着更多的农民奔好日子。”又如《经山海》中作者对基层干部的赞颂：“在乡镇一级，也有腐败分子，并且称霸一方、作威作福那种。但像房宗岳这样的乡镇干部也有好多好多，他们的工作量很大，生活质量却很差。为了那份责任与担当，他们在基层年复一年地付出，直到退休还住在乡镇。”其实，小说完全可以通过生动、丰富的生活细节来表现乡镇基层干部的奉献精神，如此明晰直白的议论，在客观上排拒了充满陌生变形和空白暧昧的诗意空间。类似的景况，也见诸李天岑的《三山凹》、王松的《暖夏》、贾兴安的《风中的旗帜》等文本中。结语总之，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学新人，是文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亦是新时代“三农”领域政治逻辑的文学外化表达。就此而言，近年书写乡村振兴的文学作品，大多能够在政治逻辑与文学逻辑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的平衡状态。它们虽然是以文学方式即时性展现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实践，但在塑造新时代引领乡村变革的新人形象时，能够将这场新山乡巨变的时代感觉结构与内在肌理刻绘出来，既有历史的纵深视野，也有乡村地方性知识的书写。作家们所塑造的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时代新人，较之以往文学史上的农村新人，体现出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但也存在着想象新人振兴乡村路径的雷同化、传奇化、情节安排的程式化、语言的议论化等艺术缺憾。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发出这样的忠告：“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这一忠告对于当下乡村振兴文学新人形象的塑造，仍然具有警醒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仍然主要是“三农”问题。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与内在条件。也就是说，未来需要更多的时代新人，持续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那么，未来的文学在塑造这些新人形象时，如何借鉴已有经验而避免再蹈失误，以实现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完美融合？笔者以为，创作主体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执守乡村沉浸式的写作伦理，真正体察乡村生活的鲜活与立体，而非走马观花、浮在表面“油花”式地观察乡村生活。二是具备历史视野与地方意识，深刻认识中国乡村问题的复杂性与差异性，避免书写乡村现代化变革实践经验时的简单化、套路化、同质化。三是抛弃创作上的商业惯性与思想惰性，努力避免在形塑乡村新人时，以都市化的猎奇视野、制造情感故事作为市场卖点，把新时代乡村变革的伟大实践庸俗化；同时，抵制创作中僵滞不变的思想视域，摒弃“把乡土文明视作现代文明的反面”“城乡关系仅是二元对立关系”“农民形象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等旧有的固化认知模式。编辑：采薇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3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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